2021年1月14日，日本京都，游客走过空荡荡的福田大发千鸟居图片/新华社

林美希曾认为，日本少子化的社会现象会随着制度的改变而改变。然而，经过20年的观察，小林发现，即使就业和育儿制度发生了变化，日本的生育困境并没有得到改善。需要不断追问的是，“婚姻到底是什么？什么是夫妻？家是什么？”

“在生育问题上，之所以有那么多企业排斥女性怀孕，是因为社会根本没有意识到孩子的价值。”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文/南方人物周刊记者杨楠

周建平Editor/rwzkjpz@163.com

婚姻是什么？

“婚姻到底是什么？”这是小林在《有恨意但不离婚的妻子们》结尾留下的问题，也成为我们抛给小林的第一个问题。

小林笑着承认，自己在写作的时候，“婚姻是什么”的问题萦绕在脑海里：为什么曾经相爱并发誓要步入婚姻殿堂的两个人，最后都希望对方“死去”？

现在写完了，她还是没有答案。“对于关系和谐的人来说，婚姻是一件美好的事情。对于离婚的人来说，婚姻不算什么。我喜欢能果断离婚的人。但是对于一个想离婚却不能，又真的讨厌自己老公的老婆来说，婚姻算什么？婚姻制度对他们来说毫无意义，是他们不幸的根源。”小林说，“过去，人们为了生存和抚养孩子，不得不保持婚姻以保护家庭。现在我发现，为了孩子，为了经济，在没有健全社会保障的环境下，为了生存，人们还是会维持婚姻。我很难描述婚姻到底是什么。我甚至怀疑我们的社会是不是在倒退。”

2012年2月24日，日本《每日新闻》发表了一篇题为《搜索“丈夫”这个词》的文章，文章中提到，如果将“老公”一词作为关键词输入某搜索引擎，自动显示的第一个相关词是“死”。但如果输入“老婆”，首先显示的相关词是“礼物”等正面的、善意的词。文章声称如果老公没有嫌弃“我家挺好的！”这种无缘无故的自信，如果和老婆保持良好的关系，很可能真的会“夭折”。

第一次看这篇文章的时候，小林印象并不深。出生于1975年的她，从1993年开始在日本经历了十年的“就业冰河期”。她常年跟踪劳动就业问题，几乎一直报道她同时代人的困境：二十多岁时，她是日本第一个关注非正规就业体系的记者；等他们三十多岁的时候，非正式就业的同龄人已经进入中年。即使日本经济正在复苏，但由于早年没有得到一份正式稳定的工作，他们的苦难更加深重。小林在一系列的就业报告中，逐渐关注到职场中孕妇差别待遇泛滥，而已经成为母亲的女性不得不退出劳动力市场，日本逐渐成为“无生育社会”。

日本的出生率下降导致劳动力急剧减少。对此，日本政经界在工作方法上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安倍上台后提出了“一亿人积极起来”、“建设让所有女性都发光的社会”、“改革工作方式”等政策，并相继提出了许多关于劳动的口号和前所未有的就业政策。

2022年4月1日，日本东京国际会展中心，人们带着自己的宠物狗参加东京国际宠物展/新华社

小林曾认为，是不合理的雇佣制度和社会育儿保障制度导致了日本年轻人不能结婚，女性不愿意生孩子。围绕这两点，她根据大量的采访，发表了《中年漂流——无法逃脱的就业困境》和《不让生育的社会》。她以为少子化的社会现象会随着制度的改变而改变。然而，经过20年的观察，小林发现，即使就业和育儿制度发生了变化，日本的生育困境并没有得到改善。2021年，日本遭遇有记录以来最低的出生人口——81604人，比上年减少29231人，远超预期，少子化趋势进一步加剧。日本厚生劳动省一名官员告诉路透社记者，2021年日本生育率下降是育龄妇女数量减少和20-29岁年龄段女性生育率下降的结果。

同时，在小林关于劳动、就业、育儿的采访中，我目睹了被采访者一直在小声说“我老公”“我老公”。他一旦敞开心扉，畅所欲言，就会在某个时刻突然愤怒地骂自己的老公“那个混蛋”。虽然程度不同，但受访者都表示曾想过希望丈夫“死”。至此，小林意识到，糟糕的婚姻关系是极其值得关注的。

当然，杀死丈夫的行为不能和“希望丈夫去死”的想法相提并论，但小林还是想回到源头。是什么原因迫使他的妻子们有这样的想法？

“我想知道我们的婚姻制度是否也需要改变。我们面临着非常多样的选择：有的人不想生孩子，有的人想生孩子却不想要丈夫。我们需要一个不用结婚就能生孩子的社会。”小林说。

2022年5月，在日文谷歌中搜索“丈夫”时，出现的第一个智能联想仍然是：“丈夫的死法”。

全职家庭主妇的深渊

20年前，为了报道非正规雇佣制度下的年轻人，小林认识了你的儿子。

你的儿子毕业于早稻田大学，一所著名的大学。毕业后遭遇“就业冰河期”，成为非正式员工，收入比正式员工减少四分之一。你在印刷行业工作，你是业内为数不多的能控制印刷品和电脑设计色差的员工。不仅如此，只要用手捏一下，就能知道纸的材质和厚度。

虽然你儿子很努力，很专业，但她并不被认可：没有升职加薪，你儿子只是个没有前途的非正式员工。

你超负荷的儿子每天赶末班车回家，她常常想：“再这样下去，你会累死的。”年近30，你儿子借口结婚辞职，准备婚后另谋高就。

我老公比你儿子大7岁，在一家很有实力的公司上班，很勤快，看起来性格很温和。你儿子以为自己赢了“稳股”。

但是辞职后两个月左右，你儿子怀孕了。不仅求职计划不得不搁置，婚姻危机也迅速浮出水面。我对老公房产经纪公司的吹嘘深信不疑：买块破地，找个建筑商盖房子，就能赚到稳定的租金。“我老公以前炒股票，亏了几百万。我有种预感，他会重蹈覆辙。”你儿子说。

因为买地建房，你儿子和她老公的争吵逐渐升级，但她老公并没有在意你儿子的反对。最终夫妻俩贷款5000万日元，只租出了两套房子，大部分都是空的。

你儿子的老公虽然不懂别人的感受，但是对钱对事都很珍贵。“然后我们的争吵又升级了，两个人扭打起来。我被他推倒在地，抓破了墙。他甚至没有看已经倒在地上的我一眼。他直接冲过去查看刮花的墙壁。”

无法与丈夫沟通，你儿子几乎一整天都处于抑郁、沮丧的状态，还经常发烧。一年365天，每天她都在想，“你怎么不去死，混蛋？”

慢慢的，你儿子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了。虽然他去看了妇科医生和心理医生，但他还是把气撒在了孩子身上。你的家人在你意识到你的行为是虐童后去了儿童中心咨询。孩子咨询中心建议他们搬出那个房子。丈夫先是沉默反抗，最后勉强同意。但之后，对于孩子上幼儿园的一系列事情，丈夫又一次回避。

你对你的孩子感到愧疚：从你出生的那天起，你的孩子每天都要面对吵架的父母。在幼儿园里，孩子似乎对周围的事物漠不关心，从不加入同龄孩子的欢乐，而是紧紧贴着你的儿子不走，透露出内心的不安。

你儿子说他不离婚是因为不想在受创伤的孩子的伤口上撒盐。她还在努力给孩子创造一个和谐的家庭环境，告诉孩子“爸爸是一个很重要的人”3354即使她在心里已经把丈夫当成了陌生人。

“我希望我没有嫁给他。”你儿子无数次这样想。生完孩子重返职场的计划没有实现，也不可能再生一个孩子。

2021年4月14日，日本名古屋，一对情侣在神社附近拍摄婚纱照/视觉中国。

你儿子的故事最早出现在2004年小林的专题报道里，后来出现在《有恨意但不离婚的妻子们》这本书里。这些长期保持联系的受访者，往往是想和小林一起，引起全社会对一些现实问题的关注，而不是仅仅止于一次采访或报道。

是你的儿子启发了小林对婚姻的重视：你的儿子陷入了做全职主妇的深渊。为什么会发生这一切？

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与人口研究所的调查显示，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20%的日本女性希望成为全职家庭主妇。小林认为，这种选择受到就业环境的影响：对于在“就业冰河期”步入社会的女性来说，无论是否是正式员工，就业环境都在日益恶化。因为拿不到育儿假，生孩子就意味着失业，她们别无选择，只能成为全职家庭主妇。

如果选择离婚，外出工作的单亲妈妈往往拿不到预期的工资。另一位受访者京子告诉小林：她能挣钱养活自己和孩子，再苦再累她也会咬牙坚持下去。“但是，因为托儿所和儿童保育系统不完善，没有人可以照看我的孩子，很多工作我也做不了。现行的儿童监护制度确实需要改进。”

与此同时，日本内阁府的一项调查显示，在日本年轻人或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群中，男女性别差异的意识正在逐渐消失：认同“结婚后，男性主宰家庭，女性主宰家庭”这一观点的人数逐年减少。

一方面是性别平等意识的日益增强，一方面是成为全职主妇的现实。小林认为，在这样的矛盾下，女性婚后很难幸福。

离不开的“坨子一代”

妻子不顾怀孕，照常去喝酒，不肯给孩子换尿布，早上把孩子送到托儿所，下午却借口加班不去接孩子.此类明细填写《有恨意但不离婚的妻子们》。老公们可能会惊讶：“啊？就因为这点小事？”然而，妻子自相残杀的瞬间却隐藏在日常生活的琐事中。如果丈夫总是对妻子的不满视而不见，那么铁石心肠的妻子总有一天会真心希望丈夫死在心里。

小林的父母属于“聚合一代”。这是二战后出生的第一代日本人。他们经历了物质极度匮乏的童年，从小就习惯了竞争，充满了复兴日本的使命感。小林在对父母的采访中发现，聚合世代的女性即使不愿意也要结婚离职，把父亲的姓氏改成3354在当时是理所当然的。她们因为家务和育儿工作得不到认可而抑郁，因为社会偏见和经济独立而无法离婚。

以第《不再需要老公！对丈夫恨之入骨的团块世代妻子》章的标题，小林讲述

2014年，在东京，一名70岁的妇女殴打丈夫(79岁)并将其杀害。事发前三十六年，妻子发现丈夫出轨，却忍着内心的痛苦。直到2013年，丈夫觉得时过境迁，向妻子坦白了自己婚外情的细节。而妻子，面对胃癌手术后卧病在床，需要自己照顾的丈夫，脑海中不断浮现他36年前的背叛，终于按捺不住心中的怨恨。

对于退休的企业集团，怀恨在心的妻子们往往会有一笔账：万一离婚，即使拿到丈夫养老金的一半，也是一个人生活不起。

“在我们这个年龄，离婚是不可能的。不管我们谁搬出去，都要花两倍的钱。我们这些靠养老金生活的人，为了不产生额外的开支，不得不住在同一个房子里，即使我们不愿意。”信中告诉小林。退休后，她在一家幼儿园找了份工作营养师，既是为了钱，也是因为她不想和丈夫呆在家里。

2022年4月6日，日本东京一家养老院，工作人员指导一位老人锻炼身体/视觉中国

“傻大个一代的男人都是废物。我没有带自己的孩子，所以我根本不会带孙子。我什么都指望不上。所以，对他完全不抱任何期望，才是最正确的选择。”信中说。Shinko年轻的时候，为了孩子，忍受着丈夫暴躁懒惰的习惯，被丈夫用月薪羞辱，做着违背自己内心的事来讨好丈夫。“一个女人为了拿点生活费，还得拍老公马屁，真可怜。”小林说。

2010年，日本福冈市成立了以“爱并协助你的妻子”为宗旨的民间团体“全国亭主会”。该协会主席天野周一在50岁时发现，他持续了20多年的婚姻有走到尽头的危险。同时，他发现身边很多朋友的婚姻都处于崩溃的边缘，于是成立了这样一个协会。

“与其担心国家大事，不如提一提高一你在家的存活率。妻子之所以残忍凶残，在于丈夫本人。丈夫总是按照社会标准看不起家庭，但是大家都知道，家庭成员的实际排名是妻子第一，孩子第二，宠物第三。如果丈夫能意识到自己排在第四，垫底，也许能端正对家庭的态度。”对小林天野说。

花不回枝，破镜难圆。对于几代人都有仇恨而无法离婚的妻子们，小林认为她们没有回心转意的机会：记忆已经“此时，他是这么说的；当时，他确实有那种“怨恨。

个人观念的改变最终会改变社会。

在小林的调查中，虽然现在日本社会对离婚的偏见少了很多，但因为经济原因无法离婚的情况和40年前并无不同。以日本私立学校的学费为例，她算了一下，如果所有的孩子都上私立学校，学费约为2205万日元。单身母亲很难独自抚养孩子。

今天的日本仍然保留着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形成的就业环境和社会保障制度，女性“结婚走人”是最具代表性的现象。这种现象的后果集中表现在家庭和婚姻中的夫妻关系上。妻子对丈夫的怨恨根深蒂固于人们在面对家庭琐事和抚养孩子的烦恼时所呈现的性别角色定型观念，——个男人主宰着这个家，女人主宰着这个家。导致这种性别角色观念的主要因素之一是男女之间的就业差异。

在日本，《男女雇用机会均等法》已经实行了近40年。在日本，大约一半的职业女性在生完第一个孩子后失业，每四个孕妇中就有一个受到孕妇歧视。以前的“结婚辞职”换成了“怀孕辞退”和“难产育儿假”，以另一种方式将育儿女性推向了劳动力市场。大约一半的日本女性在获得第一份工作时是以非正式员工的身份开始的。只要公司不续约，就可以合法的简单辞退。

即使是正式员工，在日本以“工作时间长时间”为前提的职场环境中，仍然有很多女性因为无法兼顾工作和家庭而受到指责，最终被迫辞职。

在世界范围内，世界银行2022年3月发布的《2022年妇女、营商与法律》报告显示，全球男女终身收入差异为172万亿美元，接近全球年GDP的两倍。世界经济合作组织2019年发布的数据显示，韩国和日本位列男女薪酬差距前两位。

《日本经济新闻》公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日本女性的年薪仅为男性的74%。与此同时，虽然日本女性就业率达到70%，但薪资不稳定且经常偏低的非正规就业比例为54%，高于男性的22%，进一步拉大了薪资差距。2010年，有16岁以下子女的日本女性和男性的工资比率一度达到61%。“女性一旦成为单亲妈妈，就会瞬间陷入贫困的深渊。”小林说。

我们和小林聊到，即使丈夫的婚姻观发生了变化，但日本社会的就业环境对女性来说还是很苛刻的，恶劣的职场环境也削减了男性的家务和育儿时间，导致了妻子诅咒丈夫去死的不幸开始。小林回答说：“我相信个人意识的改变最终会改变整个社会。”

她讲述了高中时参加志愿者培训的故事。训练时，他们两人一组，一个扮演盲人，一个扮演不会说话的聋子，在花园里走来走去。她读过《海伦凯勒》的传记，也曾经想象过又盲又聋的艰辛，但那是她第一次真正明白真正的又盲又聋是多么令人沮丧和焦虑。

“在课程结束后，我试图独自在这座城市里瞎逛一圈，以测试一下。我害怕得不敢离开。当时我觉得共情对有需要的人有很大的作用，我就想做这样的工作。”

这就是小林认为自己肩负的使命：去很多地方，听很多人说，把那些不会说话的人的话和想法捡起来，写报告，写书，让更多的人看到，产生共情，用舆论改变社会。

小林美希

“社会没有真正意识到孩子的价值”

《南方人物周刊》:在新冠肺炎疫情中，你关心哪些问题？

小林美希：女性就业形势变差了。受疫情打击较大的几个行业3354餐饮、酒店、旅游，这些行业女性就业比例较高。这些行业遭受了巨大的打击，所以继续从事这些行业的女性会变得比以前更加艰难，女性的贫困状况会越来越严重。我很关心国家和企业，能否出台一些宏观层面的政策来拯救这些行业。

但事实上，还没有。日本一直擅长制造业，但是我们的技术优势在下降。如果你不能提高日本的技术保证日本的制造业仍然是世界最强，那么整个国家的就业问题就很难得到改善。

另一方面，这两年有一个很长的时期时间。托儿中心和小学关闭了线下教学，很多妈妈因为要带孩子而无法上班，让她们失去了原有的收入。

《南方人物周刊》:疫情会影响你的日常采访吗？

肖美熙林：这两年我确实减少了很多面访，但是现在都恢复了。但是因为疫情，我可以通过视频和电话更灵活的采访很多人。我以前觉得通过网络面试很不舒服，但是现在这种面试方式越来越普遍了。

疫情过后，人们被迫呆在家里，但很多人还是想和别人谈谈自己的问题，所以会通过SNS联系我，所以我做了更多的采访。

很多幼儿园的护士来找我，她们在工资收入方面遇到了很多问题。首先，我关注护士旷工补偿被不当削减，我也关注护士没有得到合理的待遇，不同企业和地区之间存在巨大差异，需要国家介入，对护士工作进行行政指导。护士必须得到足够的报酬，以便能够提高护理质量将有利于接受护理的儿童和父母。

另一方面，一些想离婚的女人也会来找我。疫情带来了夫妻间的三种矛盾：一是两个人都在家工作时，如果房子不太大，丈夫通常占据书房，一个人舒舒服服地工作，而妻子只能用客厅桌上的电脑；二是夫妻双方都在家工作时，妻子要承担大部分家务，比如每天某个时间做饭；第三，因为孩子不能上学，妻子也承担了更多的育儿工作，丈夫几乎什么都不做。在一个小房间里，夫妻会把焦点放在矛盾上。

2021年5月24日，人们在接种新冠肺炎疫苗后停留在日本东京。图片/新华社

《南方人物周刊》:《不让生育的社会》结尾，你说你相信个体意识的改变最终会改变整个社会。

肖美熙林：对我们来说，“养育下一代”是一种自然的人类行为，但当今社会却在疏远和排斥它。不管是自己的孩子还是别人的孩子，作为父母，你都不能给他们一个好的成长环境。这就像日本失去了可持续发展的希望，就业环境逐渐恶化，社会结构日益复杂，结婚变得困难。或者即使结婚了也不想生孩子，或者即使生了也有3354种父母放弃育儿甚至虐待孩子的社会现实。

在我的书中，我给出了各种正解。哪怕身边的人只给这些家庭一点点关注或支持，他们也能看到希望的光芒，这恰恰是社会存在的意义。不管孩子出生在什么样的家庭情况下，或者出生在什么样的环境下，我们只是单纯的希望创造一个让孩子健康成长的社会环境。

如果有更多的人有这种想法，日本将来很可能会成为一个“生育社会”。

南方人物周刊：你经常从日本命运的角度谈问题。在谈到生育问题时，您多次提到孩子肩负着日本未来的重任。无论企业还是国家，都必须加大投入，思考如何建立一个以孩子为中心的社会，一个父母和孩子都能健康生活的社会环境。你担心日本的未来吗？

小林美希：很担心。人们常说日本在下沉，但我认为它已经下沉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离开日本去海外。社会再这样发展下去，就没有未来了。

我认为政客和官僚是造成目前局面的主要原因。政商勾结，所以企业总是想着怎么为政客做点事，而不是为整个社会做点事。很多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得不到他们的帮助。这是我常年跟踪劳动用工制度的感受。

在生育问题上，之所以有那么多企业排斥女性怀孕，是因为社会根本没有意识到孩子的价值。日本红十字医疗中心的顾问赛亚裙曾说：“整个日本正变得越来越以自我为中心。在扭曲的精神状态支配下，育儿支持意识尤为薄弱。希望女性怀孕后不要被企业辞退，希望全社会对有孩子的家庭给予体贴的关注。”

大约15年前，我面试一家大型商社，社长告诉我，如果不改变日本社会的发展方向，那就太晚了。整个社会都在朝着有利于政府和大企业的方向发展，个人的利益被掠夺。现在看来，日本已经在错误的方向上越走越远，难以回头。

我希望政治家们能看看我写的东西，我在过去几年里也和一些议员直接交流过。我想通过我的工作改变现状，也希望我的报道能成为改变的契机。

“只有保持纯粹的价值观，才能看清真相”

南方人物周刊：你对中国和韩国有什么顾虑吗？

林美希：我很想知道中韩两国女性在职场和婚姻中的情况。我可能对韩国比较了解，可以想象韩国的很多方面。但是我对中国知之甚少。如果今天的采访是时间，我希望你能告诉我更多关于中国的事情。

我有几本在中国和韩国出版的书，包括《有恨意但不离婚的妻子们》。对此我也很好奇。你为什么看我的书？是因为看完之后有同感，还是觉得日本是个奇怪的国家，用好奇的眼光看日本？

很久以前去中国的时候，喜欢逛市场，买了很多瓷器和茶叶，都是很漂亮的东西。

南方人物周刊：您做了22年记者，15年自由记者，一直致力于深入调查。如何保持一颗温暖的心？你想过放弃吗？

林美希：在我的报道中，我觉得很多受访者都保持了初心。中他们中的许多人想改变整个社会并为自己的工作感到自豪。所以我才一直努力。我希望能像他们一样。

我从未想过放弃。我坚信我会写出只有我能写的东西。当我努力追求这种欲望的时候，我会因为别人的帮助而获得信息，所以我追求的道路会一点一点铺开。

在日本，报社、电视台、出版社的全职员工大多工作到退休，但没有多少自由职业者会连续工作20年。即使有些自由职业者工作时间很长时间，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为了挣钱也会做一些妥协的工作。我没有那么多收入，但我只写我想写的东西，自由提出我的论点，这是金钱无法替代的。

我不喜欢用“卖”来形容杂志或书籍。我经常反驳这种观点。我觉得出版物应该用“能够被阅读”来形容。报纸、杂志和电视记者越来越倾向于在工作之初就在脑海中想象一个计划，然后进行符合他们想象的采访，并将其转化为文章和节目。我肯定这是错的。记者先走，看，听。如果你不写你感受到的问题，不写你从别人那里听到的问题，那做记者就没有意义。只有积累了足够多的采访，我写的东西才有“可读性”。根据我在过去20年里完成的报告和书籍，我对此深信不疑。

我的选题不是都会被采纳，但是做自由职业者的好处是我可以一次又一次的为我的选题出谋划策。当A公司拒绝的时候，我会把它们提交给B公司或者c公司，一定有某个地方的人和我想法一样。我坚持这个信念，永不放弃。就这样，20年过去了。

我曾多次怀疑我是否应该参加议会选举。但似乎现在的状态最适合我：不受限制的言论自由。

2021年4月23日，日本东京，人们戴着口罩乘坐地铁图/新华社

南方人物周刊：在你的职业生涯中，有没有对你影响很大的人？

林美希：刚毕业的时候，我在一家默默无闻的日本通讯社工作。这是一份证券报，很多采访都会被看不起。比如我给大商社打电话，他们会问：你是朝日新闻的吗？还是日本经济新闻？

但是伊藤忠商事公司不同。他们的工作人员永远记得我是谁，也不会因为我的通讯社小而歧视我。我想采访伊藤忠商事株式会社的董事长丹羽宇一郎先生。他是日本非常著名的商人。他曾经是日本驻华大使，非常了解中国。

我是一个有耐心的人，会努力工作。伊藤忠商事公司的最后陈述会我每次都参加，每次都坐在前排，每次都提问，每次都把名片递给余丹总裁做自我介绍。后来，余丹总统记得我，所以我有机会采访余丹总统。

现在想想，当时年少轻狂，问了一些奇怪的问题，比如总裁的工作是什么？余丹总统说，他们为客户和股东的利益而工作。许多股东会给余丹总统写信，他会亲自回信。一年后，我搬到《周刊经济》，给他写了一封信。他回复了，告诉我他不在乎公司的名字，他喜欢的是一个人。

两年后，我遇到了一点困难。我给余丹总统发了一封电子邮件，希望能和余丹总统谈谈我的困惑。很快，我收到了余丹先生秘书的回复，并得到了一个非常正式的会面约会。我告诉余丹总裁，我想从《周刊经济》辞职，因为我做了两个关于年轻人悲惨劳资关系的方案，都被公司否决了。余丹总统告诉我，你应该再坚持一会儿，尽你最大的努力，把你想做的事情告诉你的老板三遍，你的老板最终会输给你的耐力和韧性。但如果还没过去，你辞职也不迟。

于是我下定决心继续把方案提交给老板。当我第三次提交关于非正规就业制度的方案时，我终于得到了肯定的答复。

我非常感谢余丹总统。余丹总统的鼓励成了我心中的一种支持。如果不是他鼓励我坚持，我可能早就跳槽了，更不可能一直跟踪劳动就业问题。

南方人物周刊：关于证券报的部分时间，你有哪些满意的报道？

肖美熙林：(笑)我只做了一年证券新闻，特别擅长猜股价。我写过很多预测，对于某只股票可能的上涨，大部分都是对的。

经常去企业面试，参加很多新闻发布会，在里面了解很多公司。我相信认真做事的企业，最后都会受到好评，股价也会上涨。

《南方人物周刊》:你觉得自己是一个“单纯”的人吗？你相信正义最终会胜利，你也相信一个经营良好的公司最终会获得商业价值的回报。听起来你已经相信某些想法和原则很多年了，并在行动中遵循它们，从未放弃。

肖美熙林：在我这个年纪，我看事情都是老老实实的。我喜欢浪漫的电视剧，我希望它有一个完美的结局。也看了刑侦剧和法制剧，希望正义得到伸张。

我喜欢漂亮的东西。虽然我的写作题材尖锐生硬，但我喜欢私生活中很多美好的东西。喜欢找好看的杂物，饰品，衣服，也喜欢看字画，都是自己写的。

我觉得“简单”就是在被表扬的时候尽力而为，只要做得好，就会被表扬。例如，当我节食减肥时，人们会说“你瘦了”或“你很受欢迎”。当我因此受到表扬时，我会更认真地去做。最近因为血糖血压高，医生建议我减肥。当时医生跟我说，你可以的，因为你有集中注意力的能力。6个月瘦了10公斤左右。

在工作方面，当别人说“只有小林会写”的时候，我会受到激励更加努力。读者的反馈让我很开心，即使觉得累，我也会再努力。

世界上有很多人在试图欺骗或欺骗别人，他们永远不会帮助你。自从成为自由职业者后，我几乎被一些人以“我们一起努力吧”为由利用，但我能够避免，是因为我有记者的直觉。在我看来，面对坏人，只有保持纯粹的价值观，才能培养出能看清真相的眼睛。在我看来，日本一些政客，尤其是当权者，有一双“死鱼眼”，他们恶劣的生活方式往往表现在脸上。我不想成为这样的人。

我觉得心纯粹是重要的。如果你的心是纯洁的，你会遇到同样纯洁善良的人。

(感谢秦紫烟为这次采访所做的翻译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