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大学仅以教师为中心，缺乏浓厚的学术氛围和进取心，就会严重落后于时代的发展。

发展的同时要注意。 不能失去学校自身的特色和传统——。 在这一点上，必须保持冷静。

大学开设的课程，一定是让学生终身受益的“老虎课程”，不能以削弱基础为代价去追求交集。

作为中国高等教育界新闻的焦点人物，郑强的一举一动受到广泛关注。 媒体总是关注他的个人经历，他工作历史中特殊的新闻事件，以及他对一些教育相关社会事件的独特理解。

郑强做的最擅长的事情——可能很多人忽略了科研和高等教育管理。 他的工作经历非常有代表性。 浙江大学任副教务长，本科学生院常务副院长，求是学院院长、党委副书记，贵州大学任校长，太原理工大学任党委书记。 多年来，他的焦点从经济发达地区著名的学府，转移到了经济欠发达地区的领军高校。 视角的转移，带来了对中国高等教育特别是中西部高等教育的不同理解。

近日，高教周刊对郑强进行专访，从一位充满理想情怀、勇于变革的高教管理者那里，阐述如何带领已有120年办学历史的中西部地区领军大学“披荆斩棘”，实现跨越式发展。

大学必须受到尊敬，有尊严

记者： 2020年4月，调任太原理工大学党委书记。 从浙江省到贵州省，再到浙江省，再到山西省，范围很广。 你如何看待山西的“邀请”？

郑强：山西邀请我去太原理工大学，可能是基于两方面的考虑。 另一方面，根据我之前在浙江大学的工作经验，后来担任贵州大学校长，负责引领学校各方面的发展，有发达地区知名大学的管理经验，对中西部高等教育有感性经验和理性认识。 另一方面，山西省强烈希望从发达地区引进有活力、有改革勇气的高校管理者。 我觉得他们认为我在综合素质方面很合适。

记者：来山西之前，你对山西高等教育有所了解吗？ 到太原理工时，直觉上有什么感觉？

郑强：以前，我没有对山西高等教育做过深入的研究。 来了之后，感受到了两点。

第一，我意识到在短暂的时间内，山西高等教育曾经错过了重要的结构调整机会。 一条：画时间线的话，它的长度是30年。 目前，中国很多好大学都是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高等教育结构调整的推动下得到长足发展的。 从省域角度看，如果结构调整不够，高等教育再发展就不是变革性的。

第二，去太原理工当初的观察，学校的内涵发展还有待深入。 晋中市榆次区的学校主校区，校园很美，很有现代气息，但以前的学校对这个校园的定位只是“本科教学”，学术研究、高端平台应该在总体规划中占有一席之地

记者：基于这些认识，你做了什么？ 提出了什么样的发展理念？

郑强：刚到学校的时候，我带领大家做了调查。 结果，——所学校30%左右的教师对“零课题”感到惊讶。 这一数据与地方强校的地位不一致，教育要靠科研支撑，大学教师不能只是照本宣科。

我认为地方强校必须对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 如果高校办学仅以教师为主，缺乏浓厚的学术氛围和进取心，就会严重落后于时代发展。

记者：你怎么看在经济不发达地区办高等教育？

郑强：把经济不发达地区和发达地区比较起来，教育滞后没有完全体现在基础教育、职业教育上，更重要的是体现在高等教育上。 如果省里没有更好的大学，通过高考、成绩前40%的学生就被其他地方的大学“筛”出来了。 留在当地的学生，我们当宝贝养，到了考研，又被“筛”成了一批。 去的学生大部分选择在外省就业。 这给当地的人才积累带来了很大的打击，甚至可以用“恶性循环”来形容。

中国的地区太大了，一个省的面积相当于欧洲的中等国家，少数一流大学承担不起高等教育的全部责任。 每个省都要建设高水平的大学，“高水平”并不一定要区别于一流大学，而是建设出来的大学必须有尊重、有尊严。

能源革命，绝对不会缺席

记者：今年上半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山西省GDP增速位居中部地区首位。 在快速发展的省份，如何解释太原理工对山西省科技创新的贡献？

郑强：目前，山西省能源重大重点项目，太原理工支撑了近一半。 两年来，山西煤炭工业一等奖中约有1/3来自太原理工。 从整体奖项数来看，学校也占了半壁江山。 我国教育界、科技界有许多杰出的代表人物，都来自太原理工。 这是我们的家底，非常荣幸。

记者：未来，您希望太原理工在山西的科技创新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学校的什么样的布局是支撑？

郑强：作为煤炭大省、能源基地，山西对国家能源安全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太原理工积极参与能源革命，绝不缺席。

今后，将继续加强煤炭、采矿相关学科建设，特别是加大对清洁能源相关研究的投入力度。 目前学校只有“省部共建煤基能源清洁高效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国家重点实验室。 我们的能力和储备不够，但能力和储备中最重要、最重要的是人才。 两年多来，我们讲作风、讲人才、讲文化，努力通过一系列改革措施落地、补短板。

我们做的事情很多。 如成立生态学学院，解决山西北部黄土高坡的水土流失问题、黄河治理问题和生态维护问题、矿山生态修复问题。 比如，想发展微电子、生物分支合成生物学……以经济社会发展为核心，不仅要补齐人才这块短板，还要做强做大。

记者：从太原理工近年来学科发展的走势来看，学校逐渐重视基础学科，也有发展医学学科的迹象。 你怎么解释这个变化？ 这个变化会影响学校本来的工科特色吗？

郑强：从国内外名牌大学的发展经验来看，理科是基础。 没有好的理科，工科就不远了。 例如，让孩子学钢琴，不弹基本的练习曲，突然弹某个具体的曲子。 不管他弹得再好这首曲子，也必须学会弹别的曲子。 这就是基础的重要性。 因此，我们重视理科，主要目的是巩固基础。

高等教育管理者应该向什么方向发展高校，必须心中有数，在发展的同时也要注意。 不能失去学校自身的特色和传统——。 在这一点上，必须保持冷静。

太原理工的传统优势是工科，学校要坚持以工科为主线，办好煤矿、机械、建筑、水利等主干学科。

我们的科研重点，怎样才能发挥长项呢？ 例如，我们对文物修复的研究，与在文科优秀的大学里进行文物鉴定有着本质的不同。 我们关注的是，目前文物修复的材料几乎都依赖进口，这些材料是否有可能国产化？水的泄漏、风化对文物有何影响？ 如何发挥材料和现代技术专业知识，利用新材料、新技术更好地修复文物。

现代医学的发展离不开工科的支撑，国内顶尖的医学院大多来自综合大学，综合大学发展医学学科具有天然优势。 从农学看，现代农业的发展也离不开现代科技的支撑，工程的作用不可替代。 我有很多想做的事情。 当然，所有的改革都不是一蹴而就的。 当前，加强高校之间的合作，携手发展，努力实现学科融合、课程互通、学分互认，对山西来说十分重要。

一切改革不能照搬

记者：您怎么看太原理工正在推行的通识教育、学术大部分制度、学生自由选择专业等改革措施？ 这些改革与浙江大学此前进行的同名改革相同吗？

郑强：太原理工是培养“卓越工程师”的学校，关注学生专业能力的培养。 有时候一流大学的学生可以靠学校的声誉就业，但我们的学生毕业后必须走上社会，依靠专业人士“吃饭”。 情感和通识教育是必要的，但根本目的是巩固专业教育的基础。 因此，太原理工的通识教育与我在浙江大学任副教务长时期推行的通识教育相比有了变化，一切改革都不能照搬。

从学术大部制改革来看，我们理想的大部制是虚体机制，主要作用是集中于“学术”二字，开展学术评价、学术咨询、学术研讨等，不包括行政管理和教育管理功能。 这与许多学校推行的学术大部分改革不同。

在太原理工，只有学业成绩前5%的学生可以自由成为专家。 为什么要控制比率？ 闲话不多说，父母可能过于在意孩子一时的“志趣”，但对于无知的青少年来说，志趣又意味着什么呢？ 有时，他们自己也不知道。 就学术研究而言，人对科学的热爱，往往是“熬出来的”，是辛苦得来的。 这个理由是，一个人工作越出色，就越喜欢自己的工作。 学生的兴趣也一样，他们必须努力做出自己的选择。

记者：现在很多学校都在大范围地鼓励学科交叉融合。 我听说你非常关心相关的人才培养，你能具体说一下吗？

郑强：目前，有些人对“学科交叉”的概念及其相关复合型人才培养，存在认识上的误区。

做学术研究的时候，我们不能简单地强调每个人的复合，让每个人什么都知道。 我们更需要的是一支在某些方面有特殊专家的队伍。 像优秀的交响乐团一样，各领域最优秀的乐师在指挥下担任各部门的职务。

对于大学内部的科研活动来说，它通常由项目带动。 当项目遇到需要解决的难题时，自然就产生了交叉的需要。 交叉不是有意的行为。

具体来说，关于人才培养，不能从较低的层面强调交叉。 这反映在学业上，导致学生在“本科”阶段必须掌握过多的课程。 一些教师为了自己的“吃空饷”，不断“补课”。 学生学习很多，而且很潦草，所以没有必要。

大学开设的课程必须是让学生终身受益的“老虎课程”，不能以削弱基础为代价追求交集。 我在学校倡导“断课”行动，强调重点开设各学院院长和各学科的基础课。 学科前沿的进展不是不学习，而是可以以学术报告的形式随访，不需要把学术报告都当成课程。

记者：您如何评价在太原理工两年以上的工作经验？

郑强：人很小。 在传统惯性面前，我们不要期待自己会做出令人吃惊的事。 另外，也不能完全按照自己的理想工作。 有很多人希望我能做好，但能不能做好取决于我的理想。 目前，在进行一些事情方面，时间的进展情况可能和我预想的不一样，但可以说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中国教育报》 2022年12月12日第5版

作者：本报记者张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