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山村

作者|文祥斌

父亲离开我们快一年了。

父亲生前有一个愿望，过世后将他送回老家的山村安葬。父亲的山村在县城以南三十多公里的秦巴山区腹地，在我很小的时候全家离开家乡，时过境迁，物是人非，记忆中的一草一木、一石一土都已远去，何处为你安身。我们强忍泪花，明知办不到但仍然默默点头，为的是让他在弥留之际不留遗憾，走的安心，走的安静。况且落叶归根，魂归故里，乃人之常情。

父亲最不能忘记的是老家的山村。在大巴山的皱褶里，老家的山村是常见的三山夹两谷的地形，南北走向的山脉，东西两边的山势突兀险峻，中间的山其实就是丘陵地带的一座山梁，房舍村落分布在两道峡谷中。在山梁，狭窄崎岖的几条小路从梁顶通到山下零散的村落，就像分支的血管连接着零散聚集的房舍。在山脚，土坯瓦房仿佛还在，在葱葱茏茏的竹林、树木的掩抑下显得矮小了许多。大多的村户已陆续搬离山村，几处星星点点的老屋依然静静的安卧在山脚，忠实的守护在经年的土地。在山谷，那涓涓溪流，从山间奔泻而来，又偎依着村庄，萦绕着桃树杏树李树，再依依不舍的离开，沿山间峡谷曲曲折折一路向南投入漾家河的怀抱。

这就是父亲的山村。抬头见山，低头见水，出门爬山，进门落脚。多少年来，祖祖辈辈在这淳朴宁静的村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吹着清凉的山风，饮着流入漾家河的山泉，生生不息。

我再次来时，已是阔别四十多年后的初夏。田间的稻子满目油绿，偶尔传来三两蛙声。满坡的玉米已半人高，嫩绿的叶子苍劲繁茂。山林的松树、柏树郁郁苍苍，青翠碧绿。站在山梁，沐浴着初夏暖暖的阳光，有微风拂面，风里带着家乡的味道，甜甜的玉米、红薯、大豆、稻花香味。眼前不见了儿时记忆中村庄热闹的景象，村子的房舍已是零零碎碎，许是大多搬迁到山下山外，搬到平川，许是像我一样搬到城里了吧。山村人烟稀少，杵在山梁路口许久，终于见一七八岁的小孩经过，走过数十步依然回头用异样的眼光打量着我，不免有一种“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的伤怀。不觉间身边蹿来一条摇着尾巴的小黄狗，毫无敌意的撒欢。不远处，山窝里树木掩抑下的屋顶隐隐的升起一缕袅袅炊烟，给这孤寂的山村增添了些许烟火气。

老家的山村，必定是有山的。山村的东面，两座连绵在一起的山岭，一高一矮，北侧山岭最高，南侧山岭稍矮，南北走向，山高峰陡，需仰望才见全貌。小时候，人们把两座山岭分别叫作大寨子、小寨子。山上柏树松树成林，草木葳蕤，禽鸟栖息，小时候常为村里人割草、放牛、打柴的去处。不知道山有多高，但若在南面向北远望，便见这山的侧面，尤为显眼，在群山中不仅高，而且山形很“尖”，形似削过的铅笔头，这便是小有名气的勉县阜川的名山——“尖山子”。正如苏轼的《题西林壁》“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在老家称作大寨子，走出家乡便叫尖山子。尖山子究竟有多高，没有实测过，早些年流传着多个版本的传说，流传较多的是，一老勉县（今武侯镇，又称老城）人去阜川街赶集时抬头望见尖山子，不以为然，便以老城的万寿塔比之，说“老城有座塔，离天一尺八”，阜川人当然不服，便回之：“阜川有座尖山子，把天顶个偏偏子”，此人自愧不如，悄然离开。尖山子山势突兀，地形险要，地理上得天独厚，易守难攻。在父辈流传的故事里，旧社会村里闹土匪，村民们为躲避土匪袭扰，携家带口上到尖山子，山上石头多而石质好，村民们在山顶就地取材，打造石手磨、碓窝等生活器具，用石头支锅做饭。在山顶和半山腰用石块堆砌石墙、石磊，土匪来了就向山下抛掷石块，抵御土匪。传说有一次土匪上山，村民早有防备，纷纷向山下投掷石块，众匪抱头鼠窜，匪首无路可逃，就在两胳膊肘下各夹一面簸箕（一种编织的农具）从半山腰飞下山去，此后山村再无匪患。而今，随着乡村振兴建设，大力发展山村旅游，水泥路从勉阜公路陈家湾村一直修到尖山子山脚下，山下修建了石桌、石凳，供游客休息歇脚，山上仍可见当年抵挡土匪的石头城门、堆砌的石磊、打造的石磨。

父亲的艰难岁月印记老家的山村。解放前父亲小学毕业，遇上抓壮丁，“白狗子”白天不敢来，到了晚上就进村抓人，村里人整天提心吊胆四处躲避。父亲弟兄四个，两个被抓了壮丁，其中一个生死未卜，不能再被抓走。尖山子半山腰有一山洞，称作“喇嘛洞”，洞口一人高，有木门，洞深十余米，洞内宽阔，可容纳一二十人，是藏身的好地方。父亲每天晚上天黑前同村里几个同龄人就趟过溪流，抹黑爬上山坡，到尖山子喇嘛洞里躲壮丁。而终没躲过，在一次从学校刚回家还没进屋，就窜过来几个“白狗子”将父亲绑走了。听说后来去了潼关，但父亲是读过书的，懂得大是大非，半年后趁看病之机得以逃脱，又历时半年，沿途靠给人打短工、做苦力挣口粮干粮、乞讨，回到生养的山村。

解放后不久，父亲就在外工作了。上世纪七十年代，贫瘠的山村没通电，父亲是从老家山村走出去“吃公家饭”为数不多的山里人，在外工作的父亲千方百计跑县上、找公社，筹措资金，请来技术员，设计勘察，发动群众，自力更生，预制水泥电线杆，拉网架线，跨壕沟、翻山岭，硬是把照明电从山下通到几公里外的小山村，结束了山村煤油灯的历史。

父亲的山村，记忆着我的童年。老家房子修在山沟里，出门就要翻越屋后的那道山梁。上学路上每天要翻越两次山梁。老家村子没有小学，上学要到三四公里外山下的小学。刚上小学，父亲买回了当时还很稀罕的一台闹钟，蓝色的，碗口大，时针下一只公鸡，公鸡嘴随着秒针“嘀嗒、嘀嗒”一下一下的啄米，我们叫做“鸡啄米”。闹钟上面两个牛眼睛大小的铜铃，中间一个很精致的小铁锤，闹钟时间一到，小铁锤左右不停摆动敲击铜铃。在物质落后的年代，那台“鸡啄米”闹钟吸引了山村的小伙伴，放学后撵着我来家里开眼界。每天天不亮，“鸡啄米”把我们叫醒，母亲陪着我背上书包出门沿着一里多山路，一口气上到大山梁。那道梁不算太高太陡，但一口气爬上去得要喘几口大气。在“通讯靠吼”的年代，我们站在梁顶大喊几声，便唤醒了整个山村，山梁下村庄里的吆喝声、应答声、犬吠声、鸡鸣声此起彼伏。不大一会儿上学的小伙伴都聚齐了，我们十来个小伙伴一路有说有笑、浩浩荡荡的向学校的方向跑下山去，任凭书包在背上飞舞。中午放学回家吃饭再翻越那道梁，但回家的山路又长又陡，蜿蜒曲折。那时生活条件很差，吃不饱，放学路上走在最陡的那段，肚子早已饿的咕咕响，饥饿难耐，歇几口气才能爬到梁顶，到梁顶就可以一口气跑回家。

记忆最深的当属冬天。冬天起床早，天亮迟，上学路上一片漆黑，那时没有手电筒，父亲教我们用铁丝串上晒干的油桐子做成火把照亮。桐子是一种压桐油的果子，在山村很常见，晒干后一点就燃。母亲陪我上到梁顶，喊几声，听到答应了，看见火把就知道小伙伴们陆陆续续上山梁了，然后又一路下山向学校方向跑去。火把在山路上呈之字形曲曲折折，星星点点。那山村、那山梁、那火把成为儿时在山村永远的记忆。

后来，我们搬离了山村，住在了二十几公里外的平川，再后来又搬家，如同许多人一样挤进了钢筋混凝土的县城。父亲在山区农村工作一生，最后在县城退休，离开老家几十年，仍然对老家的山村有着深厚的情感，难以忘怀。父亲生前常教育我们要勤奋工作，单位和工作上的事大，不管走到哪里，都不能忘记家乡故土，要常回去看看。而我们常为工作忙碌，为家庭奔波，家乡的山村在脑海中仿佛越行越远。父亲晚年患糖尿病长期吃药打针，后遗症严重时疼痛难忍呻吟不止，但只要让父亲讲起他的山村便会精神振奋，滔滔不绝，忘记病痛。这种“话疗”作为一种良方一直持续了多年，父亲的山村也重复讲述了不知多少遍。其实，我们都很清楚，讲的多了，我们竟没有谁能认真完整的倾听，只是为转移他的注意。

“月是故乡明”。每个人对自己的家乡有着深深的眷恋和怀念之情。家乡山水、草木都已根植于心灵深处，不管走的多远，在心底永远寄托着家乡的生养情怀。

父亲走了，享年九十一岁。我们将他安于定军山公墓，虽未能入愿回乡，但那里青山碧翠，松柏长青，向南可遥望老家的山村，遥望那高耸蓝天的尖山。“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且当作一种释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