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种

作者|任宏斌

小时候，做饭时，母亲拿一根麻秸秆给我，让我去奶奶家引火。我到奶奶家后，把麻秸秆伸进灶里点着，用小手挡风，一路小跑，小心翼翼地拿回家。有时风大，半路上火被吹灭，又回去引火，有时走得急摔倒在地，奶奶心疼我，不忍心我来回跑，送我回家，唠叨母亲几句，母亲只顾低头忙手中活计，也不争辩。

遇到雨天，去别人家引火不方便，每次做好饭后，将没燃尽的火棒用灰埋住，做饭时再扒出来，放到茅草里用嘴吹，吹出火苗，遇上连阴天，柴火潮湿，吹得人头昏脑胀，还不一定能吹出火苗来。

为了省一根火柴，邻里、乡亲演绎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和谐画面。那个时候，一盒火柴仅仅二分钱，几十根，看似不值什么钱，可一天三顿饭，时时离不开火柴，日怕久算，一个月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在村子里，像母亲一样经常去别人家引火的不在少数，大家都习以为常，缺什么，就去邻居家里拿，有借生产工具的，也有借吃饭的碗，炒菜的锅。记得堂弟很穷，谈了女朋友，一个村的，她的父亲是村里“万元户”，一百个不同意，女儿大了不由爹，看家订婚时，堂弟东家借碗，西家借桌，村里人都来帮忙，热热闹闹，摆了三桌，女孩父亲一句话，让所有人哑口无言，都是一村住着，各家情况都清楚，不说别的，你能借到三桌碗筷，说明人缘不错，村里好人多，这门亲事我同意。堂兄后来还是反悔了，因为他家的确太穷了，他不想耽误女孩的幸福。

火柴不光是母亲用，父亲吸烟也要用，自己种的旱烟，自己做的烟锅，一天要点很多次烟，父亲知道一年下来，要用掉多少盒火柴，母亲知道劝不了，只好听之任之。

父亲舍不得用火柴，他用火镰取火。我见过的火镰是一块带有弧度的扁铁条，形伙铁弯刀，内侧钻两个小孔与一个荷包连在一起，荷包通常用羊皮做成。荷包里要装两样东西，一是礈石，一是硝纸。要取火了，就用那铁片的外侧猛敲礈石，敲击出的火星溅到了垫在下面的硝纸上，就可能引燃硝纸。虽然没有明火，但点燃烟没一点问题。

这种火镰，自己做不出来，非得要到集市上去买。能买到一只好用好看的火镰也得凭运气。硝纸也得买，是用芒硝处理过的草纸，即使很便宜，每次打火时也只舍得撕指甲盖大小一块。

礈石不用买，山上亮白的石英石就行。其实，礈石也是现在的叫法，山里人叫它火石头。说到这里，有朋友可能就想起了，古老的取火法，几乎与钻木取火齐名——敲礈取火。

敲礈取火看似简单，真要操作起来，没那么容易。火镰要好，礈石要好，硝纸要易燃。这些都有了，还有一个技巧问题，左手捏那么一小块石头和一点点硝纸，右手要用火镰准确地敲到石头的棱角上，敲不准不行，没有力道也不行。我就曾拿了父亲的火镰偷偷去敲，从来没有成功过。

干活休息时，只要父亲的旱烟点着了，不一会围来不少爷辈，叔辈，大家脱一只鞋垫在屁股下，席地而坐。掏出烟锅装上烟叶，用拇指反复压几次，抬头找火，就有好几个燃着的烟锅头伸过来，乡下人叫对火，你给我对，我给他对，一会便烟雾缭绕。有时为了省一根火柴，第一锅烟吸完还有火星时，磕出放到石头上，又时脆脱下一只鞋，把烟灰磕到鞋壳里，赶紧装好烟叶对着零星火星接着吸。

看过一本小戏《红管家》，大队会计精于心计，怕群众把村部的火柴盒顺手牵羊拿回家，用细绳子从火柴盒中间穿过，拴在办公桌上。当场用一根火柴可以，想拿走不行。

电影里的镜头，取出一根纸烟，抽出火柴点燃，然后甩甩手，熄灭火苗，把未燃完的火柴棒轻轻地抛进烟灰缸里。父亲时常自语，当公家人好啊，用火柴一点不心疼，人和人无法比，似乎他特别反感吸烟，尽量克制吸烟的次数，有时想吸烟没火，跑几里地借火，真是太遭罪了。

小小火柴，计划经济的产物，买什么物资都要用票证的年代，供应票是限人限量的，物以稀为贵，好在那时管得严，惠风和畅，没人敢乘机囤货，抬高价格。

汽油打火机的出现，惊呆了耕田持家的农人，汽油打火机自然先在城里风靡一时，进城务工的青年千方百计也要淘一只，是想让家乡父老长长见识，开开眼，只是那时用汽油不方便。我曾给父亲买过一只铁壳汽油打火机，电镀漂亮，但父亲没用过几次，想必还是用火柴方便。

而那个时候，母亲再也没有责怪过父亲烟火勤，火柴不再是稀罕物，家里到处都是。干部们却弃用汽油打火机，人家有了气体的打火机。

日前重读唐韩翃“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说的是寒食节时，全民禁止烟火，但日暮时分皇帝却把当时属高级消费品的蜡烛，分赐给宦官和权臣们。在一片昏暗中独有权贵们的府邸灯火通明。

小小的火种，是过去的事，却嵌入记忆深处，成为一代人无法忘却的痛点。新生事物的出现，传播离不开都市的大市场，当进入平常百姓家时，已不是什么稀罕物，我不认可按等级划分人，但好多事物的演变，终究还是让人惊讶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