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当代作家中，路谣是极其独特的一个。他结合自己在贫瘠的陕北农村、在生活底层挣扎奋斗的经历和体会，创作出一大批有浓郁的陕北地域文化气息，揭示时代下苦难生存状态的现实主义文学精品。其中，《平凡的世界》无疑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一部巨著。雷达评价它是诗与史的恢宏画卷、具有内在魅力的现实主义力作。

在这部作品里，路遥以时代和历史为大背景，以空间为铺垫，在一个封闭落后的陕北小山村展开故事情节，以一系列富有艺术生命力的人物形象深刻地展示了人们生存中的苦难以及苦难下的挣扎与奋进，谱写了一曲生命的赞歌。

一、从时间的角度看苦难

路遥在《平凡的世界》中，以现实主义的笔法，全景式地反映了中国近十年间(1975年——1985年)城乡社会生活的巨大历史变革。并通过复杂的矛盾纠葛，刻画了社会各阶层普通人的形象，表达了自己对历史、社会、现实和人生等方面苦难认真严肃的思考和热情的剖析。因此，从时间的维度首先来感受作品中的生活维艰对真正理解作品内涵具有最为重要的意义。

路遥曾说：我不会用政治家的眼光审视这些历史事件。我的基本想法是，要用历史和艺术的眼光来观察这种社会大背景下(或者说条件)下人们生存和生活状态。

的确，在《平凡的世界》中，作者对人们苦难的生存和生活状态的思考及剖析无不扎根于 1975——1985年这一时代历史大背景。1975——1985年是中国社会由以阶级斗争为纲到新时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型期，是从乱到治的转折时期。因为转型势必带来变革，而变革则意味着阵痛和苦难。这十年的变革涵盖了社会生活的全部而又围绕着政治思想、观念习俗和个人生存这几个方面集中展开。当人们新旧思想无可避免地发生碰撞，各自却又竭力维护自己立场的时候，矛盾就开始了争斗，双方共同的苦难也就由此开始。

作品一开始是这样一段话：一九七五年二、三月间，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细濛濛的雨丝夹着一星半点的雪花，正纷纷淋淋地向大地飘洒着。时令已快到惊蛰，雪当然再不会存留，往往还没等落地，就已经消失得无踪无影了。黄土高原严寒而漫长的冬天看来就要过去，但那真正温暖的春天还远远地没有到来。 在这段文字中，作者突出了一九七五年这一时间，让读者从一开始就进入黄土高原尚未解冻的冬季，去感受严寒中弥漫着苦难的陕北大地。作品中最先出场的主人公是孙少平。可以说，孙少平的个人奋斗史就是整个陕北大地上青年一代苦难的缩影。他所经历挣扎的苦难的十年是最值得思考的。小说中的孙少平在校园中登场，随之而来的是等级森严的食堂饭菜。在欧洲、亚洲和非洲这样的等级菜谱前，我们可以充分地感受到孙少平是挣扎在生存的边缘。这也很容易让读者想到路遥在另一篇小说《在困难的日子里》中的主人公。同样是求学的少年，同样在生存边缘挣扎的人，同样蒙受的苦难。这样的苦难不是孙少平用血和汗在黄土地劳作的父兄带来的，却是这个成天喊着以阶级斗争为纲，警惕资本主义倾向，反对资本主义的时代造成的。这个时代带来了养尊处优的顾养民和侯玉英，但带来更多的是孙少平和郝红梅这些摸索生存道路的人。

无可否认，孙少平是一个具有非凡毅力的人。在物质的贫困面前他用自我的精神去反抗现实，在知识的海洋里提炼自我的人生观、价值观，寻找生命之路。也正是因为这种精神寄托，孙少平才能坚持过完两年的高中生活。但是，当他离开学校，真正开始独立的生存之路时，却再也逃脱不了苦难的厄运。 历史的车轮尽管已经转到了一九八0年，中国社会生活开始大面积解冻，但是这样的春天却不属于孙少平。他的生存道路甚至是泥泞或崎岖的。在那个年代，孙少平是困苦的。他具备着一定的学识和才华，而且已经经历了三年的教师生涯，再也不愿意回到双水村的黄土地去重复父辈们的劳动和生活，不愿意再做农民。当然，这不是因为他看不起农村和农民，更不是为了逃避繁重的劳动，只是他对人生有自己的理想和追求：我们出身于贫困的农民家庭——永远不要鄙薄我们的出身，它给我们带来的好处将一生受用不尽，但我们一定要从我们的局限中解脱出来，从意识上彻底背叛农民的狭隘性，追求更高的生活意义。 所以，孙少平毅然背离了本就属于自己的双水村，走向与自己的人生没有契合点的城市，去找寻生存的希望、追求和价值。然而，那个年代，井然分野的城乡社会秩序像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横亘在每一个城市外来者的眼前。孙少平美好的城市梦在严酷的现实面前被击得粉碎。这个时候，孙少平就成了边缘化生存的人。他不愿融入农村，却又无法完整地进入城市。孙少平对双水村来说本来是一个智囊库，是一个可以引领农村发展的核心人物，但对于城市，他注定只能是一名在别人看来没有自尊的廉价劳动力。即使后来他进入了煤矿，成了煤矿工人，他也是在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作交换的筹码。他每天只能在没有阳光的矿井下生存，更不知道自己的生命会在哪一天突然走到尽头。这一切只是因为他不容否定自己的选择，不容否定自我的奋斗历程，更不容放弃自己的城市生存权。他要尽一切代价维护自己的城市情节。孙少平这一形象其实与路遥的中篇小说《人生》中的主人公高加林有很多的相似，都是在城乡矛盾的撞击中产生的生命个体。他们同样不甘在农村归于平庸，为了改变生存状态，不惜放弃在农村中所拥有的一切，义无返顾地走向城市，但最终依旧无法被城市所接纳，成为悲剧的奋斗者。 与孙少平相比，孙少安一样具有深沉的忧患意识和突破生活樊篱的勇气，一样渴望改变生活现状。只是孙少安始终把自己当作农民忠实的儿子，始终以一个农民的身份、感情和立场去面对生活的苦难，去追求在双水村这块土地上的自我生存道路。尽管如此，在孙少安的生活历程中，苦难仍一直伴随左右。在那个年代，生活把一切苦难都无情地给了最可爱的农民。 孙少安过早地失去了学习的机会，孩童时代就担起了家庭生活的重担。六岁的他已经拿着小镢头上山砍柴，父母曾为他那堆成小坞的柴禾而骄傲。但是，这种骄傲的背后我们不难看清在天灾人祸、贫穷困扰的岁月里，黄土地上父母亲的无奈和孩子苦难的命运。作为农民，孙少安忍受着艰苦的劳动，帮助父亲扶持这个光景已临近崩溃的家庭。同时，作为生产队长，他还要竭尽所能带领乡亲们尽快过上好日子。不幸的是，混乱的社会和各种各样虚假的政治运动，让孙少安壮志难酬。虽然勤恳，却不得不在饥饿中挣扎。各种各样政治运动的冲击，让孙少安不断承受着心理的打击。猪饲料的事件让这个被人敬重的生产队长走上了批判台，被人当作了犹大。试行责任组更是让他承受了前所未有的压力。这些正确的致富道路在时代下被划成了资本主义路线，成了严重的政治斗争问题。在时代大潮中，孙少安用意志抵抗着生理上的苦难，却无处宣泄心灵深处更深重的苦难。他只能一次又一次地接受命运给他的安排，默默地等待着光明一天的到来。 爱情是文学永恒的主题。因为爱情，人世间才演绎出一段段悲怆和缠绵的动人故事，才把生活中的每一颗点点滴滴串在一起，挂在屋檐下，任凭风霜雨雪的刷蚀。《平凡的世界》中的爱情不仅真实感人，更可贵的是作品把爱情放在时代的背景下来审视，包含着广阔的社会内容，并且通过一幕幕爱情悲剧让人从心灵的另一深处去感受生命的苦难。在作品中，田润叶的爱情悲剧无疑是最具有苦难和悲剧意味的。 田润叶爱情悲剧的产生，一方面是由于父亲田福堂门当户对、等级观念等封建意识的阻挠，但是爱情理想与社会现实间矛盾的激烈对抗才是造成这场悲剧的根本原因。这个社会现实就是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巨大差距。田润叶深爱孙少安，孙少安也深爱着田润叶。然而城乡差距却象银河一般将二者隔开，甚至没有牛郎织女般一年一度的相会。爱情产生在七十年代，即使田润叶忽视了这种城乡差距，可是还有很多人无法忘记这一点，包括田福堂，包括孙少安。孙少安在这种差距面前退怯了，逃避了，结了婚，娶了绣莲。田润叶的爱情理想随之破灭了。这种城乡差距的爱情悲剧在《人生》中有着最彻底的表现。高加林回村当了农民，从文明人、文化人的位置退了下来，刘巧珍却喜出望外。平等了，她终于和高加林走到了一起。可是当高加林通过关系到了县里，城乡之间的差距明显起来，两人的地位悬殊起来，悲剧也就产生了。高加林抛弃了刘巧珍，爱上了黄亚萍。而当高加林被人告发回到原来农民的位置上时，黄亚萍与高加林的爱情又成了悲剧。所有的人物几乎都面临着无法克服的矛盾，注定是悲剧角色。他们的悲剧实际上都是愚昧与文明的对比造成的。当他们之间的文明程度不相等时，这种分离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孙少安理解这一点。他知道如果他答应了田润叶，实际上就等于把她害了。她现在年轻，一时头脑热了，但真正要和他这样一个农民生活，她会有无尽的苦恼。理智战胜了情感，孙少安在城乡差距这条鸿沟前却步。这是必然，跨越这条天堑需要有多大的能力，多大的心理承受力。田润叶却不考虑这些，只是沉浸在失恋的痛苦当中，为这本无希望的爱情而痛苦着。城市与农村，两种生活也造就了两种文明。孙少安拒绝了城市的文明，因为时代让他身上有着太多的负担和苦难，他不能更不敢让已经是城里人的田润叶重回农村。作品中，这样的爱情悲剧一定程度上也体现在顾养民和郝红梅的身上。尽管顾养民抛弃郝红梅是由于她年轻所犯的错误，但这样的错误很大程度上是时代下苦难的生活境遇带来的。顾养民和郝红梅爱情悲剧的根源依然是城乡对立的严酷现实。

1975年至1985年的十年，中国政治局面波澜壮阔，社会局势复杂多变。作品深刻地关注到了这一变革时期的必然状态，以系列政治人物的沉浮为载体，真实地揭示了在另一层面人们所遭受的苦难。 田福堂在这十年中经历的痛苦转型是最具有时代色彩的。这位自大的政治家、昨日双水村的土皇帝转眼间就被改革的大潮所冲垮，从一个强者瞬间变成了弱者，黯然地走下政治神坛。基本丧失劳动能力，已经开始成为新生活观众的他只能以手中党支部的章子为精神寄托，又惊恐地等待着权力失去的那一刻。生活的变革让不愿新生的田福堂无奈地承受着晚年才出现的巨大痛苦。作品中的孙玉亭也是一位苦难的政治人物。他整天高扬着革命的旗帜，时刻都饱满着革命热情，坚持着共产主义，却是每天在勒紧裤带在过活，甚至连鞋子都没有。更为可悲的是，他把贫穷当做是种荣耀，是衡量革命的尺度。不得不说，是时代让有着知识又当过工人的孙玉亭沦落得如此愚昧，如此可悲。当然，作品中也刻画了田福军这位正直敢为的优秀人物。但无可忽视，作品中描绘的田福军怀才不遇，处处受压制、受排挤的境况是时代的必然结果。同样是时代让田福军这位真正热爱党和人民的好干部在那个年代长久地彷徨、无奈和痛苦。 总的来说，立足于特有时代的《平凡的世界》，多方位地展示了苦难，刻画了多样化的生存状态。它给读者营造了一个冰冷的时代，更让读者记住了时代下的苦难生存。

二、从空间的角度看苦难

文学作品为作家心灵物化的结晶，必然渗透着作家的主体情绪。路遥出身于陕北山区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他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乡土和人民怀着深沉执着的爱。同时，他又是位热爱文学的知识分子，对中国乡土文化有着较深的文化积淀和心理积淀。可以说，路遥自始自终都有着深重与浓郁的故土情结。因而，在他众多的作品中，黄土高原这片土地必定成为特有的空间立足点。《人生》就是他以黄土地本身的骨血作为底蕴创作而成的一曲地域文化的挽歌。而在《平凡的世界》中，路遥更是以黄土地为依托，深邃地思考了黄土地上农民的命运，开掘着黄土人生的奇特艺术，并最终对这一空间造就的苦难生存状态作了较为全面的揭示。陕北自古就是一块苦焦的土地，重峦叠嶂，沟壑纵横，几无平地，生存境遇极端恶劣。这样的自然空间，人们苦难的生存状态是可想而知的。特别是陕北黄土地上的农民，他们的命运几百年来一直都被自然主左右着。路遥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切，从黄土地的自然环境下笔，深入到黄土地上人们深层的生存现状。在《平凡的世界》第一部第四十六章，路遥在把笔触从县城转向农村时，就有一段关于土地的描写：在漫长的二三百万年间，这片广袤的黄土地已经被水流蚀割得沟壑纵横，支离破碎，四分五裂，象老年人的一张粗糙的皱脸……。

这段文字不仅写出了陕北黄土高原地理面貌的狰狞，更写出了她背后的悲怆、破碎、衰败和贫瘠。可以说，不论是老一代农民，还是青年一代农民，是乡村的领导者还是被领导者，是聪慧机智的，还是憨厚老实的，他们都被这片黄土地戴上了苦难的镣铐。尽管他们用勤劳的双手积极抚慰着黄土，但他们依旧无法改变这块贫瘠的土地带来的生存困境。在阅读作品过程中，以双水村人们的生活现状为视角，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黄土地人们的苦难。 双水村的人们无疑是勤劳的，但是这片贫瘠的黄土地却无情地让他们长时间挣扎在物质生存的边缘，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承受着漫无边际的苦难。自然造就的苦难让他们在精神深处被深深地击倒，最终沦落于愚昧和落后中，顺从了所谓的天意。这个时候，假神仙刘玉升成为了他们依靠神明超脱苦难现实的希望。尽管具有强烈生命韧性和进取力量的孙少平没有被同化，他用忘我的劳动和踏实的生活走出了这片土地。但是无可否认，他的出走是一种被迫无奈。他在双水村这片土地上满眼看到的都是苦难，却看不到美好生活的光明未来。现实存在同他的理想生活相去甚远，他只能义无返顾地冲出这片土地，在广阔的世界里找寻解脱之路。在孙少平出走的背后，我们不能忽视他所承受的远离故土，远离亲人的深层痛苦。在双水村，还有一起令人震惊的抢水事件。事实上，这正是作者对黄土地苦难的另外一种诠释。在自然的导演下，在苦难冲破人们所能承受的那一刻，善良的人们就会变得异常自私和疯狂，灾难就在同一时刻上演。金俊斌是这场灾难的受害者，哭咽河的洪水冲走了他的生命。但是，真正让他失去生命的正是这片苍凉而贫瘠的黄土地。 荒凉贫瘠的黄土高坡使生命承载了极为深重的阴影，而身处边地的边缘性又使这块土地长久以来一直在包容他民族、他区域的生存方式和意识形态。这就使黄土地人树立了严谨的村落秩序和鲜明的家族意识。当窘困的自然条件把人们的生存带向苦难的深渊时，为了尽可能维护各自的生存利益，家族之间就必定会产生剧烈的矛盾斗争，带来更多的苦难。路遥在《平凡的世界》中就把黄土地特有的家族意识带来的苦难作了一定地剖析。在作品所描述的双水村中，地域界限分明的金家湾和田家圪就是这种家族意识的产物。从他们产生的那一刻起，斗争就没有中断过。为了各自的利益，以金俊武为代表的金家湾和以田福堂为代表的田家圪 几十年来一直在生活所能涵盖的各个方面作着竭尽全力的斗争。狭隘、自私和落后的家族意识让他们忘记了只有齐心协力，通过艰辛而沉重的劳动才能从苦难中挣扎出来，斗争冲突的结果只是让他们经受更为沉重的苦难。黄土空间上的家族意识带来的种族、户族间的冲突就这样给原本苦难的岁月带来了又一悲剧因素。 除却荒凉和贫瘠，黄土地最为残酷的一面是她几乎切断了陕北与外在世界的一切联系，终使王道难化，春风不度。而窘困的自然条件和频繁的社会灾难又使这片黄土地在苦难中越陷越深。正因为如此，陕北人尽管对故土有着强烈真挚的爱，有着守持和凝望，但是始终没有停止过逃离和出走，并且这种基于生存的逃离让人生带上了深重的苦难。路遥在《平凡的世界》中，通过几个特有的人物形象使这种由逃离带来的苦难在人性层面上得到了展示。在逃离者中有人性走向毁灭的：金富，他既无技术，又怕出力，又贪图享受，最后走上犯罪道路;还有小翠，没有知识，没有能力，最终只能以出卖肉体为生。在逃离者中也有人性复苏的：王满银，游手好闲，在外游荡了大半辈子的人终于觉醒，舍弃过去所衷爱的生活，回到妻儿的身边。当然，逃离者中也有人性在苦难中升华的：孙少平，这个始终饱含着善良与公正，以博大、雄浑的气魄，宽容、智慧耐劳的品格和强烈的精神力量来挣扎反抗的人，尽管还是没有实现理想中的城市梦，但在生存苦难的磨砺下，他已经能够正视苦难，承担苦难和超脱苦难，拥有和自己的生存之路相融合的生活。纵观这些逃离者，黄土地让他们从一降生便有了万难更移的逃离情结。因为逃离，他们的一生都在经受苦难的煎熬，包括他们身边的亲人。

在《平凡的世界》中，路遥就是如此尽情尽致地描写着黄土地带来的消极面，表现着黄土地的苦难。事实上，不逃避黄土地的苦难，正视黄土地的苦难恰恰是他故土情结最真实的体现。路遥一直认为真挚、真实地再现和表现土地上的一切，就是热爱土地的直接体现。同时，他深信只有土地才是最真实、最值得信赖和依恋的。他爱土地的虔诚和敬畏就象爱他的亲生父母一样，绝不容许有对土地伪造、虚化的意识或行为。而黄土地上的苦难是自然赐予的，因而，用深沉和冷竣的笔触切入黄土地的衰败、贫瘠，来透视和思考这些固有的苦难成为他故土情结的出发点和归宿。这也成为解读作品中生存下苦难的重要依据。

《平凡的世界》是路遥历时六年艰辛完成的现实主义宏篇巨著。这部源自生活的作品以平朴真挚的语言毫无保留地揭示了社会转型时期人们所承受的生存苦难，真实地记录了哀绝、彷徨、迷惘、愁恨、凄苦和伤痛等生活的真实存在，最为珍贵的是它为现实生活中的每一个人指出了一条苦难的救赎之路。作品要有巨大的回声，这回声应响彻过去、现在和未来

这是路遥的创作理想，《平凡的世界》正是实现了他的这种理想。相信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人在接受这部作品的精神洗礼后，都能受到生活的启迪，重新审视和思考自己的人生，以更好的精神和激情去创造自我不平凡的人生。让我们向《平凡的世界》致敬，向逝去的路遥致哀!他带来的可贵精神将永存于人们心中!

参考文献：

1、王庆生《中国当代文学》，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9月。

2、吴秀明《中国当代文学史写真》，浙江大学出版社，2003年5月。

3、王嘉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年8月。

4、李泽厚：《两点祝愿》，《文艺报》1985年7月27日。

5、李锐：《上海文学》1988年第10期，第7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