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石门颂》到《杨淮表记》

作者|唐斌

当我还是学生的时候，常与三五玩伴去古汉台玩耍，那时还不明世事，不会去关注“石门十三品”这样的宝贝，但却总能遇到讲解员给各路游客讲述“摩崖石刻”的故事。我在旁边东一句西一句的听着，时间长了，竟也留下了深刻印象。就在褒斜栈道南端鸡头关下，有世界上第一个人工开凿的通车隧道—石门，路过这里的达官贵人、文人墨客无不为此奇迹咏叹，因而留下了众多的书法遗迹，形成了壮观的石门摩崖石刻群，有近200品。上世纪70年代，因修建褒河水库，政府组织专家挑选了其中艺术价值较高的十三块刻石，切割下来移至汉中市博物馆，余者皆淹没在褒河水库水底，沉寂在历史的长河中了。

在石门十三品中，《石门颂》是最负盛名的一块，在书法史上也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上世纪初，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辞海》的封面题字，便是集字于《石门颂》。这几十年来，每年都会有全国各地甚至国外的书法家远赴汉中，怀着朝圣般的心情来参观、拜谒《石门十三品》真迹。1986年，日本白扇书道会长种谷扇舟慕名而来，惊叹感慨之余，挥毫写下“汉中石门，日本之师”八个大字。家乡有如此“神碑”，一直是青年时期的我倍感自豪的一件事。

时间走到现在，当我重新开始研习书法，并再次与《石门颂》相遇，则对它有了更深刻的理解。《石门颂》全称《故司隶校尉犍为杨君颂》，由书佐王戒书丹。书佐就是汉代政府部门主管文书的小吏，负责起草和缮写文书。王戒为当时汉中郡衙中最为善书之人，堪称地方书丹之高手，这就使得《石门颂》的书法艺术价值极高，成就了近两千年来而不朽的旷世杰作。

《石门颂》具有隶书共有的基本特征，如结构形体多取扁方形、长横和捺画呈现波势等。但同时，它也有自己的独特之处，即线条粗细基本一致、圆润凝练，笔笔断开，搭接分明；横画微微上曲成弓状，捺和长横没有明显的“蚕头燕尾”，而是顺着波势拖笔，看起来笔画较细，但蕴含着极大的张力，犹如长枪大戟；结体宽博舒展，气势宏大，似千军万马严阵以待；章法布局灵活，极尽天然之趣。经过近两千年的岁月洗礼，其笔力更显苍茫劲健、金石气十足。清代书法家杨守敬《平碑记》云：“其行笔真如野鹤闲鸥，飘飘欲仙，六朝疏秀一派皆从此出。”康有为《广艺舟双楫》称其“高浑”，“劲挺有姿”，“疏密不齐，皆有深趣”。

临习了一段时间的《石门颂》，因为偶然的契机，我又接触到《杨淮表记》。此碑名气不如《石门颂》，之前也未加留意，甚至轻视了。但随着我与它相会的次数越来越多，我开始惊叹于它的奇绝、古拙和不可一世。可以说，《杨淮表记》把《石门颂》的恣肆奔放和自然天趣更加充分地表现了出来，而在结体的“化变”方面，《杨淮表记》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杨淮表记》诞生在《石门颂》后25年的公元173年。这天，黄门卞玉（注：石刻中自称黄门卞玉。黄门有侍郎和宦官之分，前为仕人，后为宦者。卞玉能为杨淮兄弟作记，很可能为黄门侍郎。见王景元先生《半耕堂文辑》）奉命出宫，当行至褒斜道时，不由地被这浩大工程所吸引。他经过石门时，只见洞内西壁上有一方巨大的《故司隶校尉楗为杨君颂》。颂文中写道：“司隶校尉杨君厥字孟文，深执忠伉，数上奏请。有司议驳，君遂执争。百僚咸从，帝用是听。废子由斯，得其度经。功饬尔要，敞而晏平。清凉调和，烝烝艾宁。”（大意：原司隶校尉犍为武阳的杨梦文，以深厚、执着的忠诚之心，多次上奏皇上，建议重修褒斜石门。主持会议的官员提出反驳意见，杨君据理力争，百官司僚都被说服，皇上也听从了他的建议。从此子午道才被废止，褒斜道再度开始通行，其工如此重大而显要，使此道由败坏凋敝到宽敞明亮、安全平坦。清凉调和之气充溢，蒸蒸日上、欣欣向荣之势喜人）。读到这里，卞玉心中暗自揣度，这可都是当年司隶校尉杨孟文的功劳，才让天堑变通途啊！这杨氏家族和我同乡，都是犍为郡人，他们家族大都在朝为官，一门忠烈。杨孟文的孙子杨淮、杨弼两兄弟也是功绩卓著，理应刻石记事、使之流芳百世。当时，卞玉激动不已，在汉中地方官员的帮助下，他在《石门颂》刻石的旁边，自由、洒脱地挥洒成文，这便是后来的《杨淮表记》。

清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评《杨淮表记》云：“润泽如玉，出于《石门颂》，而又与《石经》《论语》近，但疏荡过之。”此碑最大的书法特色就是古奇纵逸，疏荡天成，其字朴拙真率，巧夺天工。和《石门颂》相比较，它没有《石门颂》那么规整，但富有更多意趣。

我们先来看看两位作者：《石门颂》作者书佐王戒，本来就是主管文书的官员，负责起草和缮写文书，而《杨淮表记》作者是黄门卞玉，虽然身居皇宫，但也只是一个黄门侍郎，并不具备起草和缮写文书的职责，因此就在书写方面就没有那么多成规和束缚。且《石门颂》是奉命而做，《杨淮表记》是激情所致，此乃书风不同之又一原由。另有一说，《杨淮表记》文为卞玉所作无疑，但书丹者应是汉中郡署内的书佐之类人员，而且很有可能就是《石门颂》的书丹者王戒本人。汉代书佐之类的小官很难升迁，可能一辈子就干这一种工作。假如王戒书写《石门颂》时为35岁，而书写《杨淮表记》时也不过60岁左右，正是其书法由成熟走向苍劲、古拙之时”。（引自王景元先生《半耕堂文辑》）。

《杨淮表记》书风受《石门颂》影响，这是确定无疑的。但《石门颂》的书写自带庙堂之气、典雅大方，《杨淮表记》则呈现出一派山野逸气，仿佛能看到一位隐居的高人志士，或渔或樵，不修边幅，却气度不凡。

再细究起来，《杨淮表记》因石势而书，纵成列，横不成行，结字参差古拙，却笔势开张、用笔沉着。初临《杨淮表记》，感觉每个字都是东倒西歪，许多字的结构都大胆得出奇，一时间有点颠覆自己的“习惯审美”。比如某一处“杨”字，左高右低，“木”的重心提在上方，“易”则把所有线条坍缩在下方，有奇趣且无违和感；“阳”字左右张开，中间“疏可走马”、空间极大；“史”字口很小，撇、捺却写开张，显得十分野逸。但当临习日久，我就慢慢喜欢上了它，感觉它要比《石门颂》更灵动、更潇洒、更奇绝、更意想不到，因而也就更加耐看。它一直在不断地打破平衡，又在不经意间找到一种新的平衡；不入规则，却处处有规则；好像无法度，却无不在法度之内。无法之法，可谓妙法！

晚明书坛执牛耳数十年的董其昌提倡一种个性更为张扬的新书风，董其昌书学理论的两个关键概念就是“生”和“奇”。“生”就是书法要“先熟后生”，“奇”就是要“以奇为正”，这是对古老的美学观念“以正为雅”的发展和创新。清初书法家傅山对汉隶写过这样一段文字：“汉隶之妙，拙朴精神。如见一丑人，初见时村野可笑，再视时则古怪不俗，细细丁补，风流转折，不衫不履，似更妩媚。始觉后世楷法标致，摆列而已。故楷书妙者，亦须悟得隶法，方免俗气。”《杨淮表记》的书风与这两位书法大师的审美意趣正相契合。这是一种更加高级的审美趣味，需要特殊的知识背景和更高的艺术鉴赏力。

最近几年，《杨淮表记》的艺术价值越来越被书家重视，临写《杨淮表记》的书家也越来越多，似有超过《石门颂》之势。这到底是为什么呢？我认为这体现了“笔墨当随时代”的追求，是书家突破传统审美的束缚，张扬个性的需要，也是书家想要创作出符合现代审美情趣的作品的冲动。

几十年的改革开放，我们这个社会方方面面变化太大了，什么都在变革，书法也一样。既然承认书法是一门艺术，那就必须要承认它的个性化和创新性。况且每个时代的流行书体都在变，比如汉隶，比如唐楷。如果我们不愿意承认这种变化，那我们现在的书写可能还停留在甲骨文时期，也就没有了历史长河中那些丰富多彩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因之，很多有想法的书家开始创新、突破。他们把眼光投向更高古的篆隶碑刻，力图寻找那些更为古拙的、有个性的、更富张力的作品。而《杨淮表记》的恣肆放纵、奇趣跌宕、自由不羁的特点，最符合当代那些追求变革的书家的理念。

书乃心迹。内心的闭塞、思想的僵化、视域的短浅，会把学书之路引向僵化，从而辜负了时代，也辜负了自己活泼泼的生命。或许，我们可以一种更加开放的心态，看待历史上类似《杨淮表记》这种“不规整、有意趣”的书写，创造出更加丰富多彩的作品，繁荣我们的书法艺术。